第八章 李谷一，唱不完的乡恋

1986年年初，李谷一刚筹建的中国轻音乐团就来到了厦门演出。那时候中国对轻音乐的概念还是介于抒情小调与靡靡之音之间，因此有关部门对李谷一搞的所谓音乐改革还是保持一种观望态度。政府对李谷一筹建的中国轻音乐团是采取三不政策，不给经费、不给人员指标，不给办公、排练地点，完全要靠团员自己想办法去解决。当时最大的困境是经费问题，轻音乐团只能依靠演出收入维持运转，一年要演出近百场。在筹备期间，北从吉林、南到海南岛，主要在中、小城市演出。团员们全部坐火车和长途汽车。每到一地，春夏秋季住后台，冬天找便宜的小招待所，用煤炉取暖，曾经有演员煤气中毒送医院抢救。一年下来，演出费用仅够演员工资和极少补贴。李谷一虽然名为“团长”、挂牌演员，但是还是与其他演员一样拿十几二十元补助。那时候的所谓中央级演出团体，穷的连舞台的幕布、灯光、音响都买不起。

虽然行头简陋，但是演出效果还是收到观众们的热捧，李谷一每次演出必唱8首歌，观众要求返场，还得加唱4首歌，总共12首歌，相当于一场个人音乐会。而且，经常一天要演两场。有一次，从湖北到广西的演出，在40多天期间演了72场。为了轻音乐团的生存，李谷一是倾注了全部的心血，声带4次出血，但还要坚持演出。因为，轻音乐团里跟人家订了合同，剧场大做广告宣传，如果李谷一不到，观众会闹的。一次在北京首都体育馆演出，李谷一因为声带红肿，实在上不了，全场几千观众一个节奏地踩地板以示抗议，后来又把木制售票亭给掀翻了。为了保证演出，特别是到外地，李谷一每天要在当地医院注射6至8针药品，以保证演出不受影响。

超极限的劳累不用说，最大压迫感是每一场、每一首歌的演唱质量。当时“权威”们在媒体上大张其鼓地批判李谷一的所谓的歌风和唱法，如果有一首歌唱不好，会授人以柄，用唾沫“消灭”你。主管部门甚至对演出的所谓台风也要进行所谓业务性指导，规定演员距离话筒要一米开外，话筒音量不能增大，不像今天可以贴着话筒唱。在这种条件下演唱，是不能破音，不能跑调，还要保持好音色。只有唱好每一首歌，才能使得轻音乐团在在社会上、在歌坛上立得住。

习近平作为主管副市长在演出前一天会见了李谷一，在听到李谷一谈到的轻音乐团艰苦创业的故事后，深受感动。并答应为李谷一在厦门的演出竭尽全力帮助，免费在厦门报纸，电台和电视中为剧团作演出广告。

两天的演出获得巨大成功，厦门掀起了一股李谷一热，甚至连台湾的渔民也慕名渡海前来观看。演出结束的晚上，习近平上台为李谷一送上鲜花以表祝贺。李谷一紧紧握住习近平的那一双打手连声致谢，“谢谢你啊，习副市长，厦门市的演出没有你的支持是不可能有这样的成功，你对我们的帮助太大了，特别是你们的20万捐助，给我们轻音乐团帮了大忙了。”习近平愣了一下，可脑子中又飞快地思索，立刻想起了一个人，他回头朝台下望去，只见赖昌星和小白妹妹坐在第一排在向他挥手，赖昌星微微地向习近平点点头，习近平就完全清楚了这所有的意思。习近平笑笑对李谷一说“大姐你说客气话了，你的到来是我们厦门人民的荣幸，我一直是你的拥趸，希望你经常来厦门作客。”李谷一听了后眼眶中流出一丝热泪说“近平，我李谷一谢谢你，我一定会好好报答你。”当晚轻音乐团就开车出发直奔汕头。第二天的厦门日报头条题目是《习副市长助李谷一轻音乐团演出成功，企业家赖昌星先生慷慨捐款。

在接下来的几天，习近平心情特别的好。小白自从看完演出后,就天天哼着李谷一的几首歌曲。奇怪的是，小白看了一次演出，居然能将这些歌曲全部记住，而且奇迹般地唱出来。习近平将演出的曲目单拿来对照，发现小白唱的是一字不差，习近平惊讶地问小白是如何记住这些歌词？小白回答是她哥哥赖昌星教的。原来赖昌星在老家一个道士那里学了一个偏门技术，能真正做到过目不忘。在农村里，这个偏门是无用武之地，可是用于经商和做官，这可是解决了大问题。当晚习近平一头扎进赖昌星的家，拜师学艺。在以后的二十年中，习近平凭借这门绝技，在中国官场翻江倒海，如鱼得水。